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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证据说话—为李潮洋辩护之《辩护词》---王良其

    发布日期:2017/7/5 10:24:48

    致:淮南市谢家集区人民法院

    审判长、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安徽王良其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李潮洋的委托,指派我们(以下简称“本辩护人”)作为其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活动。本辩护人通过对本案全部卷宗材料特别是《起诉书》的仔细研究、会见李潮洋,并结合今天庭审中的举证质证情况,本辩护人现依法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本案中,根据公证机关出具的公证书,以及证人孙彬、何小草、曹斯琪三名证人的当庭作证等相关证据,均证明李潮洋为《三国》、《乱世佳人》《、烽火佳人》、《文家的秘密》、《老男孩》、《我们的生活比蜜甜》六部电视剧进行了长期的、大量的电视剧本修改劳务。然而,李潮洋从相关电视剧制作剧组或单位领取共计115万元的剧本修改费,却被公诉机关冠之为“以剧本修改费的名义”收钱而变成了受贿。本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认定李潮洋“以剧本修改费的名义”收钱,完全是在入人罪,制造错案!

     

    一、李潮洋是本案所涉电视剧的创作者之一,修改电视剧剧本是其个人劳务活动而不是行政职责;李潮洋收取的5家电视剧剧组支付的款项是其应得的剧本修改劳务报酬而不是贿赂;《起诉书》认定“以剧本修改费的名义收受贿赂”属认定事实错误

    根据我方提供的证据六 ——《老男孩》《我们的生活比蜜甜》《烽火佳人》《文家的秘密》《别急着结婚》《三国》等编写剧本的修改材料与会议纪要(成立时间:2008年至2015年期间),证明被告人在涉案剧本的编剧与电视剧的制作过程中付出了其行政职务之外的个人劳务。

    根据我方提供的证据三——北京市求是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2017)京求是内民证字第84号 ;《公证书》(2017)京求是内民证字第83号 ;《公证书》(2017)京求是内民证字第602号;《公证书》(2017)京求是内民证字第603号 (证据成立时间:2017年1月5日;2017年1月5日;2017年2月15日;2017年2月15日)。

    其中,(2017)第83号《公证书》何小草发送的邮件中,有《文家的秘密》(2011年9年26日和10月28日)、《老男孩》、《我们的生活比蜜甜》、《烽火佳人》等剧本的修改稿,证明何小草将该文稿发送给了涉案剧组。

    (2017)第84号《公证书》卢文浩发送的邮件中,有发送给涉案剧组的电视剧《文家的秘密》《老男孩》《烽火佳人》《我们的生活比蜜甜》的剧本修改稿。

    (2017)第602号《公证书》孙彬发送的邮件中,有发送给涉案剧组的电视剧《烽火佳人》《乱世佳人》的剧本修改稿。

    (2017)第603号《公证书》曹斯琪发送的邮件中,有发送给涉案剧组的电视剧《老男孩》《我们的生活比蜜甜》的剧本修改稿。

    以上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人为《老男孩》、《我们的生活比蜜甜》、《烽火佳人》、《文家的秘密》等电视剧确确实实进行了剧本修改与创作的个人劳务。

    根据我方提供的证据七 ——《劳务聘任合同》(成立时间:2012年8月15日),证明被告人收取的15万元报酬是其对《老男孩》剧本进行修改的劳务报酬,而与其行政职责无关。况且涉案单位东阳宏岳金骁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华星传媒并未形成合同法律关系,双方既未合作、也未投资、更未购片。                         

    根据我方提供的证据十——《关于编剧收入的相关报道》(成立时间:2011年至2015年期间),根据国内优秀电视剧编剧年收入已过千万元,以及优秀电视剧剧本每集价格20-30万元的市场行情,证明被告人为六部电视剧剧修改所取得的报酬完全符合正常的编剧报酬收入社会市场行情。

    根据我方提供的被告人《工作情况说明》(成立时间:2015年9月),说明了被告人参加涉案六部电视剧剧本创作与修改的详细情况,并能够与其他证明相印证。

    综上,根据本案公证书、我方提供的三名证人出庭作证、相关电视剧制作合同、剧本修改意见、其他书证等证据证明,李潮洋在相关六部电视剧拍摄过程中,对全部涉案六部电视剧剧本均提出了完整和系统的专业性书面修改意见,付出了大量的、职责之外的个人劳务,而且《三国》、《乱世佳人》、《烽火佳人》等电视剧,李潮洋付出的个人劳动最多,甚至连《乱世佳人》《烽火佳人》的剧名都是李潮洋确定的,同时李潮洋也是《三国》电视剧作者之一,最终该三部剧获得了金鹰奖、白玉兰奖等众多电视剧国内大奖。因此,有关电视剧剧组支付给李潮洋的款项是剧本修改劳务报酬,并非《起诉书》所认定的“以剧本修改费”的名义送给李潮洋款项。况且,李潮洋因错误理解自身行为性质将其收取的款项退给他们时,他们均对李表示“这是你应该得的”。

    很显然,李潮洋在本案中获得的是其个人付出创作劳动的报酬,而不是给人提供机会而获取佣金。《起诉书》认定李潮洋构成受贿属认定事实错误。

        值得注意的是,起诉书指控李潮洋构成受贿罪证据既不确实又不合法,同时也不能排除合理怀疑。表现为认定事实与事实之间逻辑混乱,自相矛盾——既认定了相关六部电视剧制作单位“以剧本修改费的名义”送给李潮洋款项这一基本事实,但又没有证据能够否定李潮洋收的不是剧本修改费。本案中,李潮洋进行了长时间的、大量的、高强度的剧本修改劳务付出是本案最重要的基本事实,而公诉方这种不顾案件基本事实、把剧本修改费冠以“以剧本修改费的名义”完全是为了“入人罪”而不是其他。

     

    二、李潮洋作为全国“十佳制片人”,在涉案电视剧创作拍摄过程中是名富其实的制片人;李潮洋有专长、有能力提供剧本修改劳务,按照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的规定有权取得剧本修改报酬

    根据我方提供的证据一 ——京求是内民证字第7623号《公证书》、证据二——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电视制片委员会文件(成立时间:2003年8月20日,证据来源为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出具的证据,证明被告人获得编剧报酬完全符合行业管理规定。

    根据我方提供的证据八 ——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邀请被告人参加反腐电视剧《大路向东》的新闻报道(成立时间:2016年10月31日),证明被告人的业务能力至今仍受到业内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内的认可。

    根据我方提供的证据九——电视节评委聘书、十佳电视制片、“五个一工程”、中国电视金鹰奖等荣誉证书(成立时间2009年至2016年期间;证据来源:上海电视节组织委员会、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电视金鹰奖组织委员会、安徽省广播电影电视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全国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证明被告人的业务专长和能力在业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并得到广泛认可。

    根据我方提供的证据五 ——相关涉案电视剧网络视频截图(可以随时上网查阅)(成立时间:2015年9月),证明被告人确实是相关涉案电视剧的制片人。

    本辩护人认为,李潮洋是全国“十佳制片人”,其参与创作拍摄的众多电视剧屡次在全国获得大奖。因此,李潮洋在本案所涉六部电视剧创作拍摄过程中不仅仅是挂名的制片人,而是名副其实的电视剧制片人并进行了剧本修改创作等大量劳动。

    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8月20日,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电视制片委员会下发“中广制字[2003]9号”《关于出品人、监制、策划领取剧组相应劳务报酬的规定》第二条规定:“电视剧完成后,担任出品人、监制和策划的人员,根据实际付出的工作量和本人发挥的作用,按相应的劳务费标准,领取劳务报酬”。很显然,按广电行业规定,李潮洋在本案所涉电视剧拍摄过程中作为主创人员,有权取得报酬。

     

    三、李潮洋在本案中没有为相关电视剧制作单位谋取任何利益,也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即华星传媒公司在涉案六部电视剧投资拍摄过程中,所获收益均为投资金额15%的固定回报,而是否购买电视剧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自主行为,与李潮洋无涉;李潮洋在本案中没有为涉案剧组或合作方谋取任何利益的空间和机会

    根据本案卷宗材料及我方提供的证据十一 ——投资电视剧《烽火佳人》《文家的秘密》《我们的生活比蜜甜》的报告;在全省文艺精品创作生产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媒介》媒体杂志采访问答(成立时间:2011年10月至2013年10月期间),证明安徽广播电视台或华星传媒公司投资涉案六部电视剧的投资收益均为固定收益,被告人在其中没有为他人牟取利益的任何空间,即李潮洋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

    本辩护人认为,本案中安徽广播电视台在与他人合作拍摄电视剧的过程中仅仅承担出资义务,而且收取的是按出资额15%计算的固定回报(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即无论电剧拍摄的质量如何,均不影响安徽电视台的收益和利益——事实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涉案剧组或单位没有未履行还本付息的情况出现。至于电视剧制作完成后,根据合同约定,安徽广播电视台享有“优先购买权”,是权利而不是义务。因此,本案中,李潮洋没有为他人谋取任何利益的空间和机会,本案不存在李潮洋“为他人谋取任利益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参考》第【218号】姜某某被控受贿罪一案裁判要旨),即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可能。

    此外,李潮洋在五星东方公司并没有任何行政职务,2011年2月9日才被任命为华星传媒公司总经理,但总经理是公司行政管理职务,没有也不可能具有修改剧本的职责。

       公诉人可能会认为:李潮洋如果没有职务或权力,谁会找你李潮洋修改剧本?你的剧本修改报酬会这么高?本辩护人认为,如果公诉人是这种思维逻辑,这种逻辑实际上隐含了对公职人员劳务活动的全面否定、对公职人员缺乏基本的社会尊重!这种逻辑不利于激发公职人员潜在巨大的智力资源和能量,也不利于释放社会活力,更不利于公职人员的角色认同,反而增加了社会制度的运行摩擦,甚至阻碍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本辩护人提请法庭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李潮洋在被立案侦查后,合作拍摄电视剧的邀请函如雪片般飞来,其中亦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电视剧制作中心的邀请函,这已经很好地诠释了李潮洋的剧本修改能力和才华!

     

    四、《起诉书》指控的受贿事实不清、逻辑混乱,且行贿事实没有时间、地点,相关谋利事实认定均为没有证据支撑;曹哲等5名证人在本案中均为污点证人,与本案侦查机关有刑事诉讼利害关系,而这5名证人都没有出庭作证,故本案卷宗内的控方证人《询问笔录》均属“传闻证据”,且该《询问笔录》均为侦查机关办案人员询问事后“整理而成”,丧失原始性,不具有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故依法不应作为认定李潮洋受贿的根据

    本案中,《起诉书》亦确认5家涉案剧组单位支付的是“剧本修改费”,只不过起诉书冠之为“以剧本修改费的名义”。为什么这5家处在天南地北得单位都众口一辞认为自已支付给李潮洋的是剧本修改费?本案中,涉案剧组相关人员还认为剧本修改费是李潮洋“应得的”,而且他们亦认为李潮洋对涉案电视剧剧本作了许多修改,许多修改意见也被采纳了;甚至《乱世佳人》《烽火佳人》的剧名都是李潮洋确定的;李潮洋还是《三国》电视剧第四作者并获有作者证书;《老男孩》摄制单位的邹文在“证言”中还明确说自已是第一次拍摄电视剧,希望能得到李潮洋的指点,为此东阳宏岳金骁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2012年8月还与李潮洋签订剧本策划(编辑)劳务聘任合同,而且双方既没有合作拍摄也没有购买该片……等等,难道这些都不能说明剧本修改是李潮洋的个人劳动付出吗?难道李潮洋没有修改剧本吗?难道修改剧本是李潮洋作为华星传媒公司总经理的行政职责吗?本辩护人在这里不禁要问,公诉机关把“剧本修改费”冠之为“以剧本修改费的名义”有什么事实根据?公诉机关这种任意把剧本修改费冠之以“以剧本修改费的名义”是不是在故意“入人罪”?是不是要人为制造冤错案?

    与此同时,《起诉书》为了给李潮洋定罪,还故意在《起诉书》中不写明李潮洋收取剧本修改费的时间和地点,并将收钱时间描述为是在安徽广播电视台购买相关电视剧并在安徽卫视播出后为表示感谢再给李潮洋送钱,这样没有根据的“事实描述”,给人感觉是赤裸裸的权钱交易。本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既然连李潮洋“受贿”的时间和地点都没有,因此依据《刑事诉讼法》关于“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法律规定,无论被告人怎么供述,该受贿指控也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足以认定构成受贿罪。

    事实上,李潮洋在付出剧本修改劳务后,相关电视剧制作单位按行业规定和习惯主动、即时支付李潮洋剧本修改费,在电视台回购、播出之前支付稿酬,是整个行业的交易习惯,这也就不难理解本案中地处天南地北的5家单位工作人员均众口一辞认为自已付给李潮洋的是“剧本修改费”而不是其他。李潮洋收取的稿酬并非如《起诉书》所认定的在安徽电视台购片、播出之后收取。如果按照《起诉书》的逻辑,就无法解释《老男孩》《我们的生活比蜜甜》这些安徽卫视既未购买又未播出,甚至双方没有形成合作法律关系,但剧组也照样向李潮洋支付剧本修改费的行为了。况且电视剧《文家的秘密》至今也未如《起诉书》所述那般已经在安徽卫视播出。因此,起诉书认定李潮洋“以剧本修费的名义收受他人贿赂”,不仅事实不清,没有证据,而且不能排除合理怀疑。

    此外,《起诉书》在5起所谓的受贿指控中,均认定“在李潮洋的帮助下”相关公司与五星公司或华星公司合作拍摄了某某电视剧。本辩护人认为,这种没有事实根据的指控,是对李潮洋的栽赃陷害,用以证明侦查机关在本案中没有办错案。

    很显然,李潮洋在本案中给相关六部电视剧制作剧组提供的只是劳务,而不是机会。否则,如果李潮洋能够决定安徽电视台是否购片,曹哲就没有必要再向能决定是否购片的安徽电视台总编室负责人肖某行贿70万元以换取安徽电视台购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第5条规定:“坚持证据裁判原则。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审查、认定证据。认定被告人有罪,应当适用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第7条规定:“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切实改变“口供至上”的观念和做法,注重实物证据的审查和运用。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第12条:“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第13条规定:“依法应当出庭作证的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其庭前证言真实性无法确认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本案中,控方提供的曹哲、邹文、杨晓明、杨善朴、瞿凡壹等5名证人都没有依法出庭作证,因此侦查机关制作的《询问笔录》属于传闻证据。不仅如此,该5名证人均为污点证人,与本案侦查机关均有刑事诉讼利害关系,且相关《询问笔录》均为侦查人员事后整理而成,不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与此同时,本案相关证人询问笔录,明显与本案其他证据不符。诸如: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李潮洋为其谋取了利益;支付李潮洋稿酬没有相关财务处理凭证印证;没有证据印证李潮洋有创作并修改剧本的职责。上述《询问笔录》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且本次开庭,控方证人都不出庭作证,已经成为公诉机关证据的“致命伤”。

       

    五、本案侦查机非法获取李潮洋口供的违法事实不容质疑;这些非法取得的供述必须依法排除

    通过观看2015年8月14日夜审讯被告人过程的同步录音录像,本辩护人发现存在以下违法审讯事实(详见本辩护人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向法庭提交的《同步录音录像——讯问李潮洋过程中违法审讯情况汇总》)。

    1、被告人在录像中多次出现打瞌睡情况,甚至几次差点栽倒在桌子上,说明疲劳审讯、精神疲惫。

    2、询问和讯问中大部分时间没有敲击键盘声,特别是在重要环节。

    3、被告人多次呈现背诵状态。

    4、两次录像对话与两份笔录文字相差太大,重点部分至少相差60%以上,录像上有利于被告人的话笔录中基本没有。

    5、笔录中许多被告人自述的足以定受贿罪的文字,录像中并没有。另外,像笔录中被告人退钱时给相关人员说“别人查问起来就说是剧本修改费”等等,录像中也都没有。说明讯问笔录中的有罪记载是讯问人无中生有。

    6、录像中被告人多次说到参与修改剧本的情况,送钱方表示被告人付出了很大心血等等内容,讯问人就立刻打断,并且笔录中没有或者改为“在购剧和投资上提供帮助(例如‘乱世佳人’)。”另外,被告人在录像中说的“我们不是特殊情况不会向台里推荐公司参与的剧,因为害怕造成我们与台购片部两家的矛盾,让他们走正常渠道”、“交总编室评估,行就买不行就不买”等等许多话,笔录中都没有记载。

    7、录像中对每一笔对方送钱被告人收钱的原因的讯问,都是讯问方说原因,被告人回答“是”(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但是在笔录中全部变成了被告人自述。

    除上述情况外:

    (一)形成于2015年8月13日8时11分至13日8时55分的《询问笔录》的地点为淮南市煤矿宾馆,其地点不符合法律规定,且没有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更为恶劣的是,李潮洋2015年8月13日8时11分至13日8时55分还没有归案,何来《询问笔录》?是谁伪造的?谁是该笔录的始作俑者?法庭应当追究伪造该份笔录者的法律责任。

    (二)形成于2015年8月15日的《交待材料》及《悔过书》的地点为淮南市煤矿宾馆,其地点不符合法律规定,且书写过程没有录像。

    (三)在二天二夜不给被告人睡觉的情况下,2015年8月14日晚21时53分至当晚22时21分、当晚23时47分至15日2时25分在夜间突击对李潮洋进行高强度连续审讯,并在讯问之前和过程中,让被告人背口供。二天二夜不让睡觉、背口供、连续审讯、写交待材料和悔过书,对于年近60岁且患有高血压病的被告人,属于身体折磨和疲劳审讯。

    (四)根据2015年8月14日晚21时53分至当晚22时21分、当晚23时47分至15日2时25分这两次讯问的同步录音录像证明,李潮洋许多对自已有利的辩解在《讯问笔录》中均未记载;相反,许多李潮洋未供述的有罪供述,却鬼始神差地出现在《讯问笔录》。很显然,本案办案人员在刻意伪造对李潮洋有罪的证据!

    中央政法委《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明确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情况紧急必须现场讯问外,应当在规定的办案场所进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明确规定“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应当排除。除情况紧急必须在现场讯问外,在规定的办案场所外讯问取得的供述,未依法对讯问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取得的供述,以及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取得的供这,应当排除”。

    本辩护人认为,2015年8月13日,被告人被淮南市检察院办案人员带走至不符合规定的办案地点——淮南市煤矿宾馆,其行为属于非法关押。期间被告人被要求写交待材料,连续二天二夜不给睡觉,逼迫被告人供述所谓的“受贿事实”,致使被告人精神崩溃而作出了一些不实的供述。被告人在此期间遭受到肉体及精神折磨,所作的供述均系在被告人精神崩溃后被迫形成,依法不能作为认定被告人犯罪的证据,属于非法证据。淮南市检察院办案人员将事先写好的涉嫌受贿的供述让被告人背诵然后进行录像,所取得的被告人供述及自书材料均为非法证据。

    此外,本案证据中,被告人在2015年8月13日至8月15日期间所作的交代及供述、自书材料不仅是受到刑讯逼供后形成,而且被告人在此期间没有获得任何法律帮助和辩护。因此,侦查机关在此期间取得的所有被告人交代和供述均属于非法取得的证据,依法应予以排除。

    李潮洋首次供述均为受胁迫和威胁所为,不是其真实意思,且与其他证据相矛盾,故讯问笔录及供述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本案侦查期间,由于顾虑个人名誉,害怕被逮捕,在受到欺骗、胁迫和威胁的情况下,加之自身对案件性质和结果的错误理解,以致被告人按侦查人员的意志形成了不是真实意思的笔录,并且与本案相关证据产生矛盾。所以,这些证据不仅应依法予以排除,且不能作为定案证据。

    公诉机关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侦查机获得被告人口供及自书材料合法,且不能排除存在《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故本案应当对侦查机关取得的上述非法证据应当应当予以排除。

    被告人在2015年8月13日至8月15日期间形成的交代及供述、自书材料,包括书写、按手印等行为,侦查机关并没有提供完整的全部同步录音录像以证明其取得被告人的供述合法,不能排除有非法取得供述材料的可能,依法应予以排除。因此,被告人在此期间遭受到了刑讯逼供造成疼痛和精神痛苦,所作的交代和供述材料其书写、按手印的过程并没有进行同步录音录像,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故对于被告人在此期间形成的交待材料,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据此,侦查机关在此期间通过非法方法获取的言辞证据必须依法排除。

     

    六、谢家集区人民检察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谢检刑诉[2016] 310号《起诉书》没有法律依据,故不具有提起公诉的法律效力

    本案系2015年7月28日由安徽省检察院指定淮南市检察院管辖,2015年8月14日淮南市检察院立案。根据淮南市检察院2016年7月6日提交给本辩护人的《案件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告知书》,以及2016年7月11日淮南市检察院提交给本辩护人的《听取辩护人意见书》可以得知,本不仅是由淮南市检察院侦查终结,而且淮南市检察院已经审查起诉。但本案莫明其妙地被淮南市检察院移交给对本案没有管辖权的谢家集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淮南市检察院将本应由自已审查起诉的案件下放给没有管辖权的下级检察院审查起诉,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或司法解释依据。所以,由于谢家集区检察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因此其就李潮洋涉嫌受贿案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明确规定“不得通过降低案件管辖级别规避上级人民法院的监督”。很明显,淮南市检察院将自已审查起诉的案件随意下放至下级检察院审查起诉,是为了让自身在侦查案件过程中的违法行为不仅是为了逃避检察监督,而且也变相录夺了被告人的辩护权——让这件罪与非罪争议非常大的案件最终能够在其同级人民法院进行终审,逃避了上级法院的监督!

    针对谢家集区检察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本辩护人于2017年5月26日向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提交了一份《关于将李潮洋涉嫌受贿案指定给没有管辖权的淮南市谢家集区人民检察院管辖没有法律依据情况反映》。在上述情况反映中,我们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等,淮南市检察院将本应由自已审查起诉的案件下放给没有管辖权的下级检察院审查起诉,其做法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或司法解释依据。与此同时,贵院于2016年9月13日以皖检诉一批辖批[2016] 51号《关于李潮洋受贿案指定管辖的批复》中“经研究并商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意”“决定将该案交由淮南市谢家集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同样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虽然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贵院的商请以(2016)皖刑辖47号《指定管辖决定书》作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指定淮南市谢家集区法院依照刑事第一审程序进行审判,但该决定书并没有说明根据何种事实作出,以至于该决定有“通过降低案件管辖级别规避上级人民法院的监督”之嫌。

    负责承办的经办人员在看过我们的情况反映后,表示向领导汇报后会答复本辩护人,但至今不知还没有答复。不知是不是不好答复?还是难以答复?

     

    七、本案卷宗材料对被告人不构成犯罪而有利的证据材料全部不知去向

    本案在淮南市检察院侦查、审查起诉过程中,本辩护人不仅向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提交了委托辩护手续,还分别向上述机关提交了大量证明被告人李潮洋无罪的证据及《关于对涉嫌受贿案李潮洋不起诉的法律意见书》等案件材料。但本辩护人通过阅卷发现,本辩护人提交的材料均未随案件移送至人民法院,似乎被告人根本就没有委托律师!

    本案中,本辩护人在侦查及审查起诉阶段均提交了被告人不构成受贿的法律意见书及大量证据材料,但这些证据材料均没有入卷。很显然,本案的侦查机关、公诉机关不仅对于被告人的辩护权没有依法进行保障,反而剥夺了被告人的辩护权,丧失了客观公正法律义务!

     

        八、本案具有的典型意义

    安徽广播电视台作为电视剧生产和播出的省级电视台,随着李潮洋被错误立案侦查及错误起诉,导致相关电视剧制作生产活动全面停止。不仅如此,在2015年即已完成融资拍摄的电视剧——包括《人民的名义》、《人民至上》等众多优秀电视剧在内的合作业务也都戛然而止。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李潮洋作为电视剧制片人,在全国影视剧制作行业具有重要地位,他依据中国广播电视管理部门规定收取剧本修改费,也是是整个影视剧行业运作的缩影。本案最终判决结果,势必会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国内电视剧生产制作也会产生重大影响并起到风向标的作用。与此同时,本案也将考验人民法院是否能依法进行非法证据排除,能否贯彻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等原则的法治水平!

     

    综上所述,本辩护人认为,李潮洋本案收取的是依据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电视制片委员会规定的剧本修改劳务费而不是贿赂,且李潮洋在主观上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故意,亦没有客观行为,也未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本案现有证据亦不能够证明其构成受贿,也不能够排除合理怀疑。本辩护人建议人民法院宣告李潮洋无罪!

     

    以上辩护意见敬请合议庭采纳。谢谢!

                               

                       

    辩护人:安徽王良其律师事务所

    王良其、罗亚民 律师

    2017年6 月16日